2005年的年末，随着毕业的临近，徐大牧每天西装革履、早出晚归，开始全力投入到就职活动中。而选择继续进学的我并没什么大的变动，在这期间忙里偷闲，与何刚、美英、红花去了趟首尔。由于时间有限，在那边只逗留三天两宿，便匆忙返回东京。冬季的首尔十分寒冷，城市的面貌也显得毫无生气，一行人抵达首尔当天便脱离了旅游团的行程安排，出于美英和红花是朝鲜族，语言上自然没有问题，所以我们打算自己安排行程，这样也会自由机动些。
红花至今在“欧风”做搓澡工已经快两年了，她与美英年纪相仿，而且两人都来自吉林，私下里的关系也自然亲密得多。
抵达首尔当晚，四人在一家环境不错的烤肉店吃了晚餐，结果这顿饭花去我们三天里餐费总合的一半之多，谁也没曾想餐费里包含了服务费。这才意识到店员为何主动帮我们烤肉切肉，并悉心夹到每个人的碗里，完全不必自己动手，想想高昂的服务费用，这件事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。即便被狠宰，对于初来乍到的我们也只能认命。
晚饭后，四人来到附近的商店街闲逛，天气很冷，有很多摆着推车摊的小商贩在街上叫卖，他们用不太地道的日语向我们招揽生意，莫非把我们当成了日本人，由此可见，来韩国的日本游客不在少数。美英不在身旁时，我和何刚只能用日语和韩国人交流，而这种交流出于双方日语水平的差异，往往容易造成词不达意的窘境。想不到来自两个国家的人，用第三国语言进行交流会是这样一种情景。
一个并非擅长日语的韩国生意人，在用日语和我进行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，竟然质问道。
“你不是日本人，是中国人吧？”
我猜不出他这话的意味，没有正面回答，反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你若是日本人，怎么会听不懂我说的话。”那个生意人马上现出一脸的委屈。
我完全被他逗乐了，对自己这般糟糕的日语居然也能自诩到如此地步，真令人不敢恭维。我想即便是日本人，也同样不会听懂他那语序错乱的表达。
在商店街里闲逛了片刻，便发现韩国男人的脾气真是不小，一个卖袜子和手套的小商贩对与他出言不逊的顾客，也会以牙还牙，不留情面。红花在一个小摊位前摆弄着一副毛绒手套，并用日语问道：“这个多少钱？”
卖货的男人做了个手势回答道：“九百元。”
“太贵了，真是太贵了。”红花摆出一副极为夸张的神色，用不快的腔调说道。
对于她的态度，连一旁的我都难以接受，这种腔调里明显带着嫌弃之意。此时，韩国男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日语怒吼道：“贵什么贵啊，混蛋。”
红花立刻被他的反应惊呆了，她尴尬地瞥了一眼对方，乖乖放回手套，便再不吭声了。
不知韩国男人是把红花当成说着日语的中国人，还是的确当成日本人了，不管两者与否，对于红花那种不敬的言辞，谁听后都会勃然大怒吧，但这位大叔的反应也的确令人乍舌。“虽然我是练摊儿的主，但我也有尊严，想对我出言不逊肯定是不行的。”这大概就是韩国男人的心理写照吧。想到这里，红花被人家呵斥，反倒让我大快人心。
接下来的两天，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位于龙仁市的韩国民俗村和一家店面窄小、物美价廉的狗肉火锅店。其余时间无非是陪着两位女士游走于商业街和品牌店之间。没想到两个平日里生活拮据的女孩，却在此刻不失时机地疯狂购物，即便借钱也要买一些在任何城市都能够买得到的衣物，我和何刚也因此沦为替她们扛包裹的随从。仅仅三天的首尔之行没能给我留下特别的感受，也许是冬天的缘故，整个城市处于一种冬眠的状态，除了街上标有韩国字的看板能够让我感觉身在首尔，此外就别无新意了。
从首尔回来翌日，我在家休整了一天。傍晚，大牧竟回来得很早，两人便聚在一起吃了顿晚饭，实属难得。菜肴异常简单，还是经常吃的叉烧泡面，不过加了好多香油和蒜泥，味道竟也相当可口。饭后的大牧开了罐啤酒，而我则点上一支烟，自顾自地抽了起来。一罐啤酒过后，他又提到让我换工作的事。
早在一个月前，大牧就跟我聊过此事，建议我去他那里做按摩师。他之所以极力推荐是出于两点考虑，一是可以不用打夜工，身体能得到很好休息；二是收入可观，毕竟是技能工作。而且在大牧准备辞掉工作之际，可以借机向店里介绍一个新人替代自己，既弥补了原有的空缺，又成全了我，可谓一举两得的好事。
“如果能在我离开之前把你介绍进去，也算完成一桩心事了，因为这份工作真的可遇不可求，你现在可能还意识不到。”大牧恳切地说道。
“怎么？你毕业后就不打算再干下去了？”
“我当然想留下，但是公司只招募留学生，我毕业后就不是学生了，所以没法再继续下去了。”
“那你接下来怎么办？”
“准备找个工作，先拿下就职签证再说吧。”
释迦摩尼曾说，无论你遇见谁，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，这意味着没有人是因为偶然才进入我们的生命。每个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互动的人，都代表一些事。或许要教会我们什么，或许要协助我们改善眼前的状况。
在经历生活的波折后